“五大名窑”——靠不住的常识

从考古学视角观察,“五大名窑”绝非一个严格的考古学概念或学术化表述,这个常识是靠不住的。“五大名窑”中,哥窑年代尚不确定,传世哥窑或多为元代制品;作为钧窑代表性产品的“官钧”年代也大抵可排除在宋金之外。即使是“民钧”,始烧也不会早于北宋末年。

今人提起宋瓷,必言“五大名窑”(定、汝、官、哥、均),即便是文物考古学界,也往往如此。近年来,借风靡全国的“寻宝热”,“五大名窑”更是广为人知。我们知道,自近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后,古陶瓷研究已逐步脱离传统瓷学,大抵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如此说来,“宋代五大名窑”也应是一个与考古学相关的概念和表述;这个常识当有足够的学术含量才是。然而,实际并非如此。如上所说,这个常识已成“谬种”。下面即以考古学视角,对“五大名窑”逐一略作考鉴。

定窑牡丹莲花纹盘 北京故宫藏
定窑牡丹莲花纹盘 北京故宫藏

定窑

始烧于中晚唐,以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等。其产品及工艺技术对南北窑业产生深远影响。过去认为,定窑盛于宋而衰于金,然数次窑址考古发掘(最近一次为二〇〇九年)证实,金代定窑并未因女真人南侵而没落,而是在北宋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为扩大生产、提高工效而发明的支圈组合式覆烧法以及与之配套的模制成型和印花装饰工艺,都盛行于这一时期。

北宋汝窑青瓷奉华碟 北京故宫藏
北宋汝窑青瓷奉华碟 北京故宫藏

汝窑

北宋时期,汝州奉命为宫廷烧造青瓷,具体时间推测在哲宗至徽宗年间(约一〇八六至一一二五)。因窑址长期不明,遂成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大悬案。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中后期,窑址(或说窑址之一)才在河南宝丰清凉寺村发现。该窑址前后经过六次考古发掘,出土大量与传世汝瓷特征一致的“供御”青瓷。窑址地层关系及器物排比结果显示,“供御”青瓷烧造年代主要在北宋末期,与先前推测相符。这样,汝窑历史几无疑义。只是窑场性质为官窑(朝廷或地方官府投资管理的窑场)还是贡窑(民窑兼烧贡器),窑址除清凉寺外还有无别处(在清凉寺附近的韩庄及段店窑址也发现少量与“供御”汝瓷几乎一致的瓷片标本),还须进一步探讨。

官窑青釉方花盆 北京故宫藏
官窑青釉方花盆 北京故宫藏

官窑

文献记载,两宋官窑前后共有三座,即北宋政和间“京师自置”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北宋官窑情况迄今不明。南宋郊坛下官窑,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已发现,并前后经过两次考古发掘。修内司官窑尚有争议。多数学者认为,一九九〇年代发现的杭州老虎洞窑址即为修内司官窑(图1)。该窑址距南宋皇城墙遗址不足百米,正位于当年“修内司营”范围内。在窑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元、南宋和北宋三个时期的地层叠压关系。其中南宋地层出土物即为“修内司”官窑遗存。南宋官窑的产品“袭故京遗制”,即在形制、釉色及装烧工艺等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汝窑影响。

哥窑青釉玄纹瓶 北京故宫藏
哥窑青釉玄纹瓶 北京故宫藏

哥窑

哥窑至今仍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大悬案。今人谓之的哥窑,主要是指清宫旧藏的一批“传世哥窑”。今有学者认为,“传世哥窑”与杭州老虎洞窑(即“修内司窑”)有关。该窑址的考古发掘情况表明,宋亡后窑场并未完全废弃,有人在此继续烧造与南宋官窑相似的瓷器,而传世哥窑器就可能是该窑入元后的制品。这一说法或可成立,但并未完全解决问题。传世哥窑器的情况颇为复杂,从其胎、釉及纹片的不同特点来看,它们可能是不同窑口、不同年代的制品。如兽耳炉、贯耳瓶、胆式瓶、玄纹瓶和葵瓣口碗等,都是最为典型的传世哥窑器,而在老虎洞窑址中却并未发现与之对应的遗物。这个情况表明可能还有另一个“传世哥窑”的存在。至于其窑址所在,推测也在杭州。哥窑问题虽扑朔迷离,有一点却是时下多数学者都认同的,即典型的传世哥窑器大都属元代制品。

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托 北京故宫藏
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托 北京故宫藏

钧窑
钧窑在明清文献中即被视为“宋窑”。其实,钧窑可分“民钧”、“官钧”二者始烧年代并未都是北宋。据最新的考古发掘资料及研究成果,“民钧”约始烧于北宋末,金元为其鼎盛时期。笔者则认为:钧瓷的产生、发展与汝瓷有着密切关系,即它可能是在汝瓷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一个瓷器品种;钧窑的前期历史与汝窑撕扯不清(广义之汝窑,除已知的宝丰清凉寺窑外,宋金时同属汝州的其他窑口,如位于今汝州市北乡的大峪、南乡的莽川,以及鲁山县的段店等都包含在内),说钧瓷是汝瓷的“变种”,亦或无不可。作为一个独立品种,钧瓷的成熟应不晚于金中期,而早期有些器物(即今人所谓的“汝钧”)的年代或可早到北宋末年。早期钧瓷应是小规模生产的,其大量烧造并普及而成为北方地区有影响的瓷器品种,当在金元时期。而“官钧”瓷器的年代问题,较为复杂。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西方学者对“北宋说”提出质疑,认为“官钧”年代为元末明初。一九七0年代,河南考古工作者对禹州钧台窑进行了考古发掘,根据出土的所谓“宣和元宝”钱范,并将“官钧”瓷器(花器)的烧造与徽宗时期的“花石纲”相联系,发掘者认定“官钧”瓷器烧造于北宋无疑。不过,这次发掘过于草率,其结论自然也就靠不住(这个后面细说)。一九九〇年代以来,质疑声浪又起。深圳学者根据新发现的窑址标本提出“永宣说”,即将“官钧”的具体年代推定在明永乐宣德之际。在古陶瓷学界,“永宣说”已引起较大反响,认同度不断上升。

 

由上可见,“五大名窑”中,哥窑年代尚不确定,传世哥窑或多为元代制品;作为钧窑代表性产品的“官钧”年代也大抵可排除在宋金之外。即使是“民钧”,始烧也不会早于北宋末年——将这么一个宋时还不够成熟和壮大的“无名小卒”列入“五大名窑”,好像也说不过去吧?总之,从考古学视角观察,“五大名窑”绝非一个严格的考古学概念或学术化表述,这个常识是靠不住的。

作者: 小堂(林传塔)

把盏堂主人之一,着力研究建盏的釉方与烧成制度、柴窑的结构设计与烧窑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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