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盏的“供御”地位何时开始动摇

在宋孝宗乾道六年至淳熙八年(1170年-1181年)开始,建窑建盏已不被用以宫廷御前赐茶。从徽宗大观年间始,建盏真正作为御前赐茶专用茶盏的“供御”时间为六十至七十年。

上期,我们谈到建盏“供御”起于宋徽宗,大致在公元1100年至1112年之间,成为宋代皇帝御前赐茶的专用茶盏。自此,建盏便登至其烧造史上的最顶峰——“御用茶盏”。

 

 

一般我们讲,建窑兴于宋、衰于元、止于明。进入元代,饮茶风尚的改变,建盏和点茶法迅速衰落,乃至明代茶人已不知“何谓点茶”。而若说起建盏在宋代宫廷的“供御”地位,事实上在南宋就已发生动摇。

徽钦二帝被俘、宋室南渡之际,宋王朝风雨飘摇,地方战火四起,整个社会动荡混乱。建窑所在的建州地区就发生多起叛乱:高宗建炎元年军校张员起兵作乱、建炎二年州卒叶侬之叛、建炎四年御营前军校杨勍起兵并焚烧建州城、绍兴二年范汝起义。

 

由于政府颠沛流亡、战火不止,建窑历经了一次覆灭与再生,烧造与岁贡也一度陷入停滞。与此同时,高宗也屡次停止北苑贡茶的进贡,直到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才恢复徽宗时的盛况。此后一直到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北苑贡茶一直沿袭高宗时的规模,然而建茶的评价在南北宋之间已有降落,逐渐回归碧色茶的审美标淮。

南宋后期,陈鹄《耆旧续闻》载道:“今自头纲贡茶之外,次纲者味亦不甚良,不若正焙茶之真者已带微绿为佳。近日士大夫多重安国茶,以此遗朝贵,而夸茶不为重矣。……今诸郡产茶去处,上品者亦多碧色,又不可以概论。”

日本荣西禅师两次入宋(1168年、1187-1191年),传回日本的也都是绿色茶汤,可见一般民间、寺院,使用的多半是绿色末茶。与茶色“尚白”转为“尚绿”的同时,建盏作为“供御”的地位也开始变化。

南宋人程大昌在《演繁录》卷11中,谈到宫廷御用茶盏的情形:“按,今御前赐茶,皆不用建盏,用大汤氅[chǎng],色正白,但其制样似铜叶汤氅耳。铜叶色,黄褐色也。” 

 

说明,此时宋朝宫廷御前赐茶已不用建盏,而改用色白的“大汤氅”。氅,为撇口、小足、漏斗状的茶盏/碗,器型与今所说的建窑大撇口盏相似。

(《演繁录》的记载,也恰证明了此前御前赐茶用的都是建盏。)

 

那么,程大昌的“今”指的是什么时候呢?

程大昌(1123-1195年),徽州休宁人,高宗时为秘书省正字,孝宗时官至吏部尚书,乾道六年(1170年)任泉州知事,乾道八年任建州知事,淳熙十六年任明州知事,后解官,于宁宗庆元元年卒。

《演繁录》于淳熙八年(1181年)在泉州刊行。程大昌自乾道六年离开朝廷后,都在地方州县任职,直至老死。因此其所指的“今”,上限为乾道六年,下限为《演繁录》在泉州刊行的淳熙八年,即为1170年至1181年

除了《演繁录》之外,孝宗淳熙年后宫廷御用茶盏不用建盏,还见于南宋周密的《乾淳岁时记》:“禁中大庆会,则用大镀金,以五色韵果簇龙凤,谓之绣茶,不过悦目。亦有专其工者,外人罕见。”

周密所记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宫廷大庆会使用的是一种镀金的大茶氅,与程大昌所记相吻合。说明,当时宫廷饮茶风尚已从蔡襄、徽宗的“点茶”转变为“绣茶”,御用茶盏也用白釉或镀金的大茶氅替代原来的建窑兔毫盏。

总而言之,在宋孝宗乾道六年至淳熙八年(1170年-1181年)开始,建窑建盏已不被用以宫廷御前赐茶。从徽宗大观年间始,建盏真正作为御前赐茶专用茶盏的“供御”时间为六十至七十年。

尽管孝宗之后,建盏在宋宫廷地位有所下降,但“供御”和“進琖”底款的建盏仍在烧造、进贡入宫。另外,建盏在民间的地位也未受影响,宋文人依然在诗词不断提及、赞赏建盏。哪怕是到了南宋末期《茶具图赞》,审安老人仍将建盏作为茶盏的标准制式,在插图中明显可以看到建盏的兔毫斑纹。

附:“绣茶”

所谓“绣茶”的艺术最初是宫廷内的秘玩,而后很快在民间兴起。绣茶在有客来聚之时,就得分茶,所以,绣茶与分茶碗往往连在一起。所谓“分茶”亦称“茶百戏”、“汤戏”。善于分茶之人,常常利用茶碗本身的颜色和纹饰以及茶汤的水脉动态,创造出许多善于变化的书画来,从这些碗中图案里,观赏者和创作者能得到许多美的享受。

(本文为『把盏堂』原创。)

建盏何时成为宋代“供御”茶盏?

徽宗著写《大观茶论》的时间为大观元年或一年(1107年或1108年),文中写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按其书写所用的语气,以及徽宗对茶事之精,徽宗早在《大观茶论》之前就已经将“建盏列为斗茶之第一盏”。

“供御”刻款、“進琖”印款,是建盏为宋代宫廷御用茶器确凿无疑的证据。然而,何时建盏才真正地进入宋代宫廷之内,成为确实的“供御”呢?

据现有史料记载,建盏最早出现于宋代宫廷, 是宋徽宗在宴请时“以惠山泉、建溪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斗茶”赐与蔡京。时间是政和二年(1112)四月八日。

(“建溪毫盏”即为建窑兔毫盏,“建溪”为古建州(今南平)境内的主要河流,福建闽江的上流,即指代“建州”。)

上海博物馆藏 “進琖”印款建盏

 

宋徽宗为蔡京举行的这次宫廷特宴,是在他第三次起用蔡京主持国政的时候,以此来表示对蔡京的特别宠遇。蔡京自杭州奉诏抵达开封时,徽宗已赐以“饮至于郊,曲燕于垂拱殿,祓禊[fúxì]于西池”等优异礼数,又决定为他举行这次特宴。赴宴者有宰相和执政何执中、郑绅、吴居厚、刘正夫、侯蒙、邓询仁、郑居中、邓询武、高惊、童贯,并以最宠爱的第三子嘉王赵楷陪宴劝酒,加上蔡京及子蔡位,共十三人。

(有关该宴会史料为蔡京自己记述的《上清楼特燕记》。)

此次宫廷宴席明确表明,至少在公元1112年、政和二年、徽宗当政第12年以前,建盏已进入宋代宫廷之内,成为“供御”茶器。此时比《大观茶论》成书晚四至五年。

 


 

徽宗的前任皇帝是兄长哲宗赵熙。哲宗在位15年,年仅24岁便病逝,因无子嗣,而由徽宗接位。那么,有没有可能建盏“供御”、“進琖”于徽宗之前呢?

元祐(哲宗的第1个年号)七年,公元1092年,苏轼一首诗文《次韵蒋颖叔、钱穆父从驾景灵宫》,叙写的是苏轼在与蒋颖叔、钱穆父随哲宗景灵宫行李,哲宗赐茶给大臣们的情景。其中,有二句诗文“病贪赐茗浮铜叶,老怯香泉滟宝樽”。南宋的苏轼诗词注本,注“铜叶”为“茶盏也”,“铜叶”是一种树叶形的铜质茶盏。

苏轼的诗写明了,哲宗赐茶所用的茶盏是“铜叶”,而非建盏。说明,建盏在哲宗元祐七年时还不是“供御”。

而一年后,元祐八年,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后,哲宗才开始亲政,时年17岁。与徽宗不同,哲宗是个励精图治、抱负远大的皇帝,在亲政到病逝的7年里,不仅在政治上进行变革,实施元丰新法,而且在军事上收复青唐、发动两次平夏城之战使西夏臣服。在这短暂的7年里,哲宗取得的了如此的政治、军事成就,且是在17至24最具理想抱负的时期,想必不会多心于茶事,或是为茶事之精细而更改赐茶所用茶盏。

因此,我们可以大致断定,在宋哲宗(1085年-1100年)期间,建盏还未进入宫廷,成为“御用”茶器。也就是说,在史料依据下,建盏成为“供御”始于徽宗,在公元1100年登位至1112年赐茶之间。

徽宗著写《大观茶论》的时间为大观元年或一年(1107年或1108年),文中写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按其书写所用的语气,以及徽宗对茶事之精,徽宗早在《大观茶论》之前就已经将“建盏列为斗茶之第一盏”。

可以推测,建盏成为“供御”应在《大观茶论》成书之前,时间为1100年至1107年。

(本文为『把盏堂』原创。)

建盏历史 | 建窑瓷器的烧造史

建窑发展的整体脉络为:兴于晚唐五代,盛于宋代,衰于元,清代尚一度残余。

 

建窑发展的整体脉络为:兴于晚唐五代,盛于宋代,衰于元,清代尚一度残余。

晚唐五代时期

晚唐五代时期,是建窑的初创阶段,烧制工艺水平不高,产品质量较为粗糙,以烧制青釉为主,酱釉次之。所烧器型种类较多,有壶、罐、碗、碟、盏、盒、碾船(碾制茶粉)等。器型特征与同时期的浙江越窑一致或相似,说明此时期的建窑以仿制越窑为主,尚未发展出自己的特有瓷器。此时的建窑可能有不少来自于越窑的制陶工匠和技师。

晚唐-五代 青釉碾船

这一时期,建窑的胎骨一般呈灰色或灰白色,瓷土淘洗也不够精细,胎体中含颗粒杂质较多,表面手感较为粗糙。部分瓷器的釉层厚薄不均,烧成温度偏低,胎釉结合松脆,釉水常剥落。

晚唐-五代 青釉华口碟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酱釉器的釉层中闪现青绿的色彩,开始出现了宋代兔毫窑变效果的端倪。另外,这一时期的碗、碟为敞口、撇口或花形口,底为实或圈足。

五代时期至北宋初年

五代-北宋初 匣钵装烧黑釉碗

五代-北宋初 茶叶末盏

盏底有隆起为其典型特征

五代时期至北宋初年,是建窑的兴起期,开始烧制黑釉碗,烧制工艺改进了早期的叠烧法,采用漏斗形匣钵、正置仰烧法。这一时期的黑釉碗,胎骨呈灰或灰褐色,胎体轻薄,釉呈浅黑或酱黑色,釉层厚度均匀;并且以薄胎薄釉、浅腹内底隆起为显著特征,与宋代风行的建盏厚胎厚釉形制相区别,但已开创了建盏的先声。

另外,有一种不常见的、建阳当地称为“厚唇盏”的器型。这种盏,胎质致密,釉水匀质、温润,明显优于初创时期,同时器型与典型建盏完全不同,且为实底足。实底足应是沿承于唐末,故而推测厚唇盏应是建窑兴起期的早期作品,大致为五代末。

两宋时期

堆积如山的建窑残件

两宋时期,是建窑的鼎盛时期,窑场规模宏大,标准的黑釉瓷器大量烧成,器型以碗(盏)为大宗,称为建盏文化的独特标志。此外,还有少量灯盏、杯、钵等器物。

兔毫盏

这一时期的建窑,将黑釉瓷器的生产推向了历史的高峰,名震海内,无论胎釉、造型、花纹都开辟了实用功能与艺术欣赏的崭新天地。在此前,黑釉瓷尽管以其朴素无华的釉色、实用的造型,散步于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兔毫釉

油滴盏

建盏的魅力之处,就在于其铁氧化物结晶的窑变花纹,在烧制过程中,由于窑温与气氛变化,呈现出各种自然奇特的花纹,所谓“一窑出万彩”。归纳起来,可大致划分为黑釉、兔毫釉、鹧鸪斑釉(油滴釉)、曜变釉及杂色釉五种。

南宋晚期至元代早期

南宋 刻花青白釉碗

南宋晚期,建窑进入了衰落期。虽然此时仍以黑釉建盏为主,但是开始出现了青白瓷产品,说明此时建盏的市场开始萎缩,窑厂做了经营方向的调整。由于两宋发展出极其成熟、高超的工艺水平,即便一百八十度大调转,开始青白瓷的生产,但这一时期的青白瓷器质量非常高,胎体轻薄,胎质洁白细密,釉水青润淡雅,有玉质感。

南宋元末 印花青白釉碗

元代早期以后

元代早期以后,建窑废止,其原因主要宋代团茶、点茶品饮法以及统治阶层审美品味转变所致(往期我们已论述,回复“053”查看)。

 

直至清代,在一处窑址上发现青花瓷器,与本省清代晚期的德化窑风格相似,是建窑元代衰落五百年后的尾声。

(参考:叶文程、林忠干 《建窑瓷鉴定与鉴赏》)

建盏历史 | 马未都说建窑

建阳窑主要生产的东西就是喝茶的茶盏。我们现在说起来就是一个茶碗,它在史书上记载叫”乌泥窑”。什么叫”乌泥窑”?

 

南方还有重要的黑瓷,福建的建阳窑,也叫建窑。

建阳窑主要生产的东西就是喝茶的茶盏。我们现在说起来就是一个茶碗,它在史书上记载叫”乌泥窑”。什么叫”乌泥窑”?就是胎是黑的,特别黑。黑瓷的生产主要跟宋代的饮茶习惯有直接的关系。

 

 

建盏的黑色胎底

 

从磨口截面上,更能体现建盏的胎骨颜色

宋代的关于饮茶的记录非常多。其他文献比如诗歌里,词曲里也非常多。陶谷在《清异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他说,”闽中造成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就是说这个闽中–那就是福建,我们说的建阳就在福建–它造茶盏。

鹧鸪斑是什么呢?是一种鸟的羽毛。鹧鸪是一种鸟,它的羽毛上有很多斑点,非常漂亮,茶盏就模仿了这种仿生的。

 

中华鹧鸪鸟

(在建窑所处的福建武夷山地区非常常见。身体大多为黑色,有很多圆形白色斑点,下身的斑点较大。)

鹧鸪斑残件

日本静嘉堂所藏的油滴(鹧鸪斑)建盏

仿生的茶盏是在建盏中非常常见,比如兔毫盏,像兔毛一样,兔毫嘛。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他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他就是说这个盏就是青黑色最好,有那种条状的所谓”兔毫”的为上。

 

野生灰兔

兔毫残件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兔毫建盏

“建盏”是我们的称谓,过去还有一种称谓我们后来不用了,日本人在用。你到日本一看,它就叫”曜变”。明人笔记中曾经有一段迷信的说法,他说建盏开窑的时候,必须取童男童妇的活血祭祀。然后往里一泼,这精气就凝在上面了,所以叫”曜变”。

这个”曜变”这个词后来中国人就不怎么用,用在日本。你查日本的陶瓷书一定定”曜变”这两个字。后来很多人认为,这个词是日本的。其实不是,是我们自己的,后来传到日本了,我们就不用了。那么日本人管它叫什么呢?叫”曜变”。(注: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曜变”原为我国古代的“窑变”)

日本静嘉堂馆藏的曜变天目

还有一个说法更有意思,他叫”天目”。苍天的”天”,眼目的”目”–“天目”。”天目”是怎么个来历呢?它有无数种说法。但是最接近于一个史实或者最能让人信服的一个说法,就是当年的日本僧人到中国来,带回的茶具是从浙江天目山带回来的,这个说法比较有说服力,容易让人信服。这个日本的僧人把中国喝茶的方法以及茶具带到日本的时候,这个东西顺理成章叫为”天目”。现在引申出去的,凡是黑色的瓷器,宋代的黑色的瓷器都叫”天目瓷”。

(注:事实上,建盏在传入日本时,仍然叫“建盏”。在日本16世纪,建盏是最高等级的茶碗,天目是低等级的茶碗类别。)

日本茶道大师千玄室贡茶

 

我在日本看见过日本人对建盏的那个态度,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也可能见怪不怪,中国人多聪明,见过的东西多了,看着这东西不新鲜,不就这么一个黑茶碗吗?有啥了不得的,都这态度。

 

日本人到那儿先弯着腰鞠着躬,端着都是小心翼翼的,完全跟我们不是一个态度。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可能是因为家大业大太富有了,所以拿什么都不当事,对这些东西理解也不够深。但是日本人由于他们地域偏狭,过去的文化都是外来的,所以他对这个文化反而特别地尊重。当时我看到那个景象都非常受感动。

(原文摘自《马未都说陶瓷收藏(七)——民窑传奇 下》)

 

建盏历史 | 宋代御用茶器——建窑建盏

建盏的釉色、斑纹没有经过人工的刻意雕琢,而是依靠釉料的配方变化,依托窑内的烧成温度和气氛的不同,在窑炉内自然幻化而生的,是火与土高难度结合的天然艺术。

建窑为中国宋代八大名窑之一,一直以来它以烧造风格独特的黑釉茶盏而著称于世。它的古窑址在福建(闽北)南平市建阳水吉镇后井、池中村一带,遗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建窑的黑釉瓷器以碗为主,宋代文献称为“瓯”或“盏”,统称“建盏”。“瓯”的本义是“碗”,“盏”的本义则是比碗小的器皿,或者说是一种小碗。

建窑遗址

据传,在宋代年间,古窑址一带曾有百条龙窑。迄今,站在建窑的古窑址上仍然可以看到数百年前遗弃下来的古瓷片、半成品和当时装烧用的匣钵等,足已让人联想到当年窑场烧窑的盛况。

建窑残片成山的遗址

由于宋代斗茶成风,文人咏茶成趣,对建盏推崇备至,客观上刺激了建盏的生产。据考古发掘报告,宋代建窑的窑炉长度多在70米以上,多条窑炉长度超过百米,其中一条长达135.6米,为国内已知最长的古代龙窑,堪称世界之最,一窑的产量就高达10万件,令其他窑场自叹不如。

宋代斗茶图

建盏之兴盛,与宋代的斗茶之风密不可分的。宋人讲究生活情趣,追求喝茶意境。建窑为斗试家们提供了最上乘的茶具,增添了无穷的生活乐趣;反过来,茶风的倡导和传播又促进和壮大了建窑的生产规模,使之成为一代名窑。

中国的陶瓷发展史可分为白瓷、青瓷、黑瓷三大系列。长期以来,黑瓷以它朴实无华的釉色、实用的造型,散布于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然而,在宋代盛行斗茶文化历史背景推动下,黑釉茶盏备受茶人们的青睐。由于斗茶最讲究斗色,当时宋代的茶为白茶,黑与白的对比才能最为分明,所以黑釉茶盏最为贵重。

宋代的大书法家蔡襄在《茶录》中指出:“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在这里充分肯定了建窑的黑釉茶盏是最适合“斗茶”使用的茶具。

河北曲阳定窑生产的黑釉盏色黑如漆,而胎骨洁白,从质地上足可与建盏相媲美,且距京城又近,但宋徽宗却舍近求远,命建窑的窑场主烧造贡瓷,其原因就在于定窑黑盏胎薄细腻,保温性差,不适合斗茶。

“供御”底款标本及窑具垫饼

“進琖”底款标本及窑具垫饼

《宣和遗事》载:“(壬辰政和二年)夏四月,燕蔡京内苑,辅臣、亲王皆与。……又以惠山泉建溪异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茶饮之。”这证实了在宋徽宗时,建盏已作为宫廷御用茶盏。同时,窑址上也存在着大量“供御”刻款和“进琖”印款的残件或作为窑具使用的垫饼,它们是“建盏作为宋代御用茶器”最为有利的实物证据。

宋代是理学风气盛行的社会,时代精神不在世间而在心境,重视人的内省工夫,通过内心的沉思,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宋人斗茶也不仅仅是斗出茶品的优劣,更重要的是在追求一种精神上愉悦的艺术活动,在使用建盏品茶斗茶的同时,也得到了心理上的超脱感,可以使人的内在向更高层次的境界提升和升华。

建窑兔毫标本

建窑油滴标本

建窑曜变标本

“建盏”之所以在斗茶盛行的宋代独受青睐,其魅力主要还在于,天下瓷器虽然也可以在胎釉、造型、花纹上通过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而创作出具有精美的艺术效果的作品,但是建窑的黑釉茶盏如兔毫、油滴、鹧鸪斑、曜变等釉色的表面所呈现出的变幻莫测、绮丽多彩的斑纹却无人能仿。

建盏的釉色、斑纹没有经过人工的刻意雕琢,而是依靠釉料的配方变化,依托窑内的烧成温度和气氛的不同,在窑炉内自然幻化而生的,是火与土高难度结合的天然艺术。

(本文摘自建盏大师孙建兴的《宋代御用茶器——建窑·建盏》)

建盏兴盛的天时与地利

两宋时期,政治温和、经济繁荣,是建盏得以兴盛的土壤,是为“天时”;福建地区发达的水利交通,利于建盏外销运输,是为“地利”。

建盏贵为御用茶盏,盛极于两宋,被宋代各大窑口争相模仿。建盏兴盛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 建盏本身适宜斗茶的优雅器型、富于变化的釉色斑纹等自有特征;

  2. 宋代茶文化的兴盛;

  3. 宋徽宗、蔡襄以及一大批文人墨客的推崇;

  4. 宋代建安县北苑御茶对建盏的推广作用(后期我们将论述)。

此外,我们往往忽略掉两点:建盏的天时地利。两宋时期,政治温和、经济繁荣,是建盏得以兴盛的土壤,是为“天时”;福建地区发达的水利交通,利于建盏外销运输,是为“地利”。

温和的文人政治

宋王朝建立之后,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武人跋扈,从开国伊始就实行了“崇文抑武”的政策,创造出一种“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气象。北宋的崇文政策,大大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使得宋代在科技、文学、艺术、史哲等方面,都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宋史》载道:“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钜公,皆由此选。”宋太宗登基后,继承了文治的基本国策,即位仅两个月,就在科举考试中录取了近500人,其中进士190人、诸科270人,规模大大超过以往,还有7人“不中格”,也因宋太宗“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而跻身于士大夫之列。而宋仁宗庆历六年榜,更是取正奏名进士、诸科士共992人。

宋代文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历代统治者对艺术的喜好,营造出了当时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文人的尚雅情坏十分浓郁,而这种文人情环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宋代器物的造型设计。

建盏的造型优雅、亭亭玉立,线条曲直变化、细腻柔和,给人一种质朴、含蓄、内在的美,充满了文人气质。

富裕的经济环境

清院版 《清明河上图》

两宋社会相对稳定,城市经济繁荣。都市有繁华的街市,有晓市、夜市、酒楼、饭馆、货摊、商贩以及庙会等等。《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汴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形象地描绘了汴京城内商铺遍布、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吴自牧《梦粱录·铺席》载:“平津桥沿河布店、黄草铺、温州漆器、青白碗器”。宋代经济的繁荣、生活的富足,瓷器已不再是宫廷和贵族才享用得起的奢侈品,而是随着民间市场的流通,进入了平民百姓家。

赵孟頫 《斗茶图》 (仿作)

同时,品茶、斗茶成为了宋代平民百姓日常的休闲娱乐活动,茶盏也成居家的必备品。《梦粱录·茶肆》载:“今之茶肆……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

海外贸易与福建的地利

宋代的海上丝绸之路

北宋后期,宋王朝受到北方辽、夏的威胁,开始将经济文化的重点偏向于福建。至南宋,更是将福建当成后花园。由于物资的缺乏,宋王朝将手工艺品的对外出口当成了经济来源的主要手段,大力发展海外贸易。

福建在唐初,还没有完全开发。真正地发展起来是由于五代十国时期闽王王潮和王审知兄弟的明治,使福建得以休养生息,王审知更是进一步发展了福建的水利交通和海运事业,同时由于福建僻在东南,成为一些仕途不得意之文人避乱的乐土,王审知接纳了大量中原地区避乱入闽的文人,为福建在宋朝的繁荣打下了经济文化基础。

建窑至福州的水利交通

福建泉州港成了宋代全国最大的几个对外贸易港口之一,福建地区的陶瓷,茶叶等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极大刺激了当时建窑和建窑系窑口的陶瓷生产。

同时,建盏的兴盛也与当时福建便利的水利交通是分不开的。建州(今建阳)一直是福建的重镇,建窑濒临建溪,而福建水利交通十分发达,水网密布,因此建窑出产的建盏能够很方便的被运输出去,销往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市场。

“天时、地利、人和,则百事不废。”

宋徽宗,建盏的古今第一代言人

无论建盏,或是宋代斗茶文化,宋徽宗作为其“古今第一代言人”可谓是实至名归。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宋朝第八位皇帝,在位26年(1100-1126),一生爱茶、嗜茶,并亲自撰写的《大观茶论》,详细记述了团茶的采制工艺、点茶方法、点茶器具、斗茶风俗,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斗茶文化的发展。

我们先从一首词,来体会宋徽宗在春茶初到时的欣喜心情,以见其爱茶之心。

“今岁闽中别贡茶,翔龙万寿占春芽。

初开保筐新香满,分赐师垣政府家。”

宋徽宗不仅自己喜爱茶事、精于茶艺,还常与士大夫斗茶、玩乐,甚至亲自点茶、分赐臣下。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斗茶文化的极力推崇,必然得到皇贵官宦、文人墨客的争相跟风、效仿,从而将斗茶推往全国各地、市井百姓。“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范仲淹如是描写斗茶的胜败心情。在徽宗一朝,斗茶可谓是举国大行其道。

宋代斗茶图

“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yù]发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宜立而易于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

在《大观茶论》中,说到点/斗茶所用的茶盏,宋徽宗只字未提宋代五大名窑及其他窑口,直接点明斗茶应用“盏色青黑、玉毫条达”的建盏,以“燠[yù]发茶采色”。贵为九五之尊的宋徽宗,亲自为建盏站台背书,并将建盏确立为宋代斗茶的第一茶盏。

 

兔毫建盏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此外,宋徽宗不仅明确最宜斗茶的盏色和毫纹,还对建盏的器型提出了多个要求:为易于产生汤花(“乳”),盏底应“差深”;为使茶筅易于运旋、击拂,盏底应“微宽”;为使汤花水痕不易散、时间耐久,盏应“惟热”,简接地要求了盏壁应“微厚”、“久热难冷”。

宋代斗茶的胜负,一是看茶面汤花,如色泽鲜白即为上品;二是看汤花退时水痕的出现,先出现者为负。因此建盏的造型及釉色在实用上就符合了需要,建盏沿下有折线,所注水以此为标准,在此汤花一退,水痕马上就看得出。

建盏器型图

在《大观茶论》中,宋徽宗细致描述了一种“七汤点茶法”,把宫廷斗茶艺术推向一个程序复杂、技巧细腻、情趣盎然、妙不可言的审美天地。宠臣蔡京在《保和殿曲宴记》记载:“……至全真阁,御手注汤,击出乳花盈面:臣等惶恐前日:陛下略君臣夷等,为臣下烹调,震惕惶怖,岂敢吸之?”

 

而李邦彦在《延福宫曲宴记》里描述得更为详尽:“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日:此自烹茶。饮毕皆顿首谢。”

宋代点茶的茶汤

贵为天子徽宗的推崇、文人墨客的吹捧,给宋代斗茶文化注入了绵绵不断的发展动力,使得宋代茶文化走向了历史的巅峰。“水涨而船高”,宋代斗茶文化发展反过来也进一步推动了建盏的发展和兴盛,使得建盏最终成为宋代斗茶的第一茶盏。无论建盏,或是宋代斗茶文化,宋徽宗作为其“古今第一代言人”可谓是实至名归。

建盏的魅力,不仅仅是美妙的器型与釉纹,更是因为一件小小的茶盏准确地诠释出了宋代斗茶文化的真正内涵。正是因为这样,建盏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一时代美妙文化的代表。

“嗜茶天子”宋徽宗与《大观茶论》

每每读《大观茶论》,不禁令人徘徊思索,对茶体会如此深刻,恐怕连自称“爱茶人”的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也望尘莫及。

宋徽宗赵佶是北宋的第八位皇帝,在位25年,靖康之难后被俘而受尽凌辱,终年54岁。虽非治国之能君,徽宗却是一个充满才情的艺术家,古今一绝的瘦金体流传于后世,深有口碑,书、画、词、文皆有所精,尤且爱茶、嗜茶。

徽宗爱茶,不仅在于他精于茶事,擅长茶艺,更是写下了著名的《大观茶论》,不愧为古今第一“嗜茶天子”(注:原名为《茶论》,由于成书于大观元年,故名“大观” by 把盏堂)。徽宗爱茶,甚至更胜于皇帝之尊,甚至亲自为臣下烹茗调茶。蔡京《太清楼侍宴记》记载:“遂御西阁,亲手调茶,分赐左右。”

宋代御用龙凤团茶 《北苑茶录》

《大观茶论》,是我国历史上惟一一部由皇帝御写的茶书,是宋代茶书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共二十篇,不足3000字,语言极其精炼,详细记述了北宋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俗等,见解非常独到。

宋代市井平民的斗茶

在书的《序》中,徽宗便称饮茶是“天下之士,励志清白”之举,是“闲暇修索之玩”。天下人都用茶来宴席宾客,上到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无不沐浴在茶水之中,受茶水的熏陶,推崇茶水的高雅、宁静。

徽宗认为白茶是茶中之精品,“他无与伦”,在细数地产、天时后,对採茶也有详细的分析:“撷茶以黎明,见日则止。一枪一旗为拣芽,一枪二旗为次之,余斯为下。”

建窑兔毫盏

谈到茶盏,徽宗认为“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的建窑兔毫盏为点茶、斗茶的最上品。点茶所用之汤瓶,“瓶宜金银,小大之制,唯所裁给”。

说到水,与陆羽《茶经》的观点相合,“水以清轻甘洁为美,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常汲者为可用。”

点茶之茶筅拂动

七汤点茶法,是《大观茶论》最为精彩的部分,对点茶技巧说明得非常详细、对茶筅搅拌的轻重、方式也多有著墨:

 

“以汤注之,手重筅轻,无粟文蟹眼者,调之静面点。第二汤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线。三汤多置,如前击拂,渐贵轻匀。四汤筅欲转稍宽而勿速。五汤乃可少纵,筅欲轻匀而透达。六汤乳点勃结则以筅著,居缓绕拂动而已。七汤以分轻清重浊,相稀稠得中,可欲则止。”

谈到色香味,则有“夫茶以味为上,香甘重滑,为味之全。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点茶之邑,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

宋徽宗画像

每每读《大观茶论》,不禁令人徘徊思索,对茶体会如此深刻,恐怕连自称“爱茶人”的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也望尘莫及。徽宗作为一国之君,全书却没有一丝帝王的霸气,分明就是一位茶学大师的论道。一个被隔绝在深宫里的“孤家寡人”,既没有苏东坡、陆游等“会茶”时的交流心得,也没有范仲淹、王安石“斗茶”时的借鉴甚至“拿来”,能作出如此精妙的《茶论》,甚至连茶具的选择也眼光独特,没有对茶的专注和艺术天分是很难做到的。

建盏御用茶器之“進琖”底款

建盏作为宋朝廷贡品,底款除”供御”外,还有“進琖”。“進琖”,即“进盏”,“进”是上贡、进献之意。“進琖”底款与“供御”相比,数量要少得多,且几乎都是印款,款式也基本相同。

建盏作为宋朝廷贡品,底款除”供御”外,还有“進琖”。“進琖”,即“进盏”,“进”是上贡、进献之意。“進琖”底款与“供御”相比,数量要少得多,且几乎都是印款,款式也基本相同。今天,我们能见到的绝大多数皆是残件,甚至完整的底足残片都很难见。

“進琖”垫饼自然也比“供御”少的多。

匣钵

建盏入烧都一盏一钵一垫饼。在入装前,先放入垫饼,再放上建盏,然后再在匣钵上扣上另一匣钵。带有贡品铭文的底足,一旦压上较为松软的垫饼,就马上在垫饼上留下反文印记。“進琖”垫饼即是如此成的。

这一款是难得的修足工整、考究,且“琖”字印得非常的清晰、有力。单看这个字,便知古人书法了得。

这款修足较粗糙,印字不够清晰,但在残存的釉面上,兔毫纹路条达、细长。

修足考究,为敞口大碗。埋于土中近千年,釉面受到严重的侵蚀和氧化,原本釉色也不能识。

总之,刻印有“供御”、“進琖”款的完整底足都很少,多有残缺,而带有刻款的完整器件极少面世。据传,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進琖”底款的完整建盏,有兴趣、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去开开眼。若推测,当时刻印“供御”、“進琖”的建盏,一旦烧制不成功,很可能就地销毁、砸碎,否则完整的底足应能留下一些。也正因为这样,市面上接底的“供御”款或有耳闻,但“進琖”款几乎没见到。